雨水敲打着春风照相馆的铁皮屋檐，发出有节奏的“嗒嗒”声，莫梁远蹲在褪了色的红漆门槛上，右手握着一把小螺丝刀，正在修理一台老式胶片相机，他的动作很轻，生怕弄坏任何一个精密零件。雨水溅湿了他的裤脚，但他浑然不觉。

右手虎口处那道三厘米长的伤疤在昏暗的光线下格外显眼。

三个月前在工地搬建材时，一根生锈的钢筋划破了他的手套，他记得当时血顺着指缝滴在水泥地上的样子，像一朵朵绽开的小红花。

工头给了他两百块钱和一句“自己去看医生”，那笔钱最后变成了星星的狗粮和这台二手相机的零件。

“别舔镜头。”莫梁远轻轻推开凑过来的狗脑袋，手指在星星粗糙的毛发间停留了片刻，小狗湿漉漉的鼻尖在相机镜片上留下一个模糊的印子。

他从兜里摸出那张被雨水浸得发软的纸条，镇长歪歪扭扭的字迹写着：刘永福工伤案需要目击证人，酬金两百块。

纸条边缘已经起了毛边，被他反复展开又折起太多次。

两百块，刚好够买下二手市场那台他盯了半个月的闪光灯。

星星突然竖起耳朵，冲着巷口狂吠起来。

莫梁远抬头时，看见邮差老李举着把褪了色的蓝格子伞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水坑走来。

“莫师傅，有你的信”，老李从防水邮包里取出一个白色信封，“从市里来的。”

信封上工整的印刷体字迹显示寄件方是“海宁市法律援助中心”。

莫梁远用袖子擦了擦手上的水渍才接过，里面是份正式通知，要求他作为目击证人配合律师取证，落款处龙飞凤舞的签名被雨水晕开，只能辨认出个“沈”字。

他的指尖突然像触电般抖了一下，随即扯出一个自嘲的笑。

哪儿有那么巧的事。

这一年半他刻意避开所有新闻，但偶尔还是在便利店值夜班时，从24小时新闻频道瞥见过那个身影，沈星河站在高级法院台阶上接受采访，西装革履得像另一个世界的人，那时他正往泡面里倒热水，蒸腾的热气模糊了电视画面，却让记忆中的轮廓愈发清晰。

“下午三点，别忘了！”邮差的声音将他拉回现实。

老李走远后，莫梁远才发现自己已经把通知单捏得皱皱巴巴。他试图抚平那些褶皱，就像试图抚平心里泛起的涟漪。

与此同时，六十公里外的海宁市高级法院，沈星河正将最后一份案卷塞进公文包。

他的办公室墙上挂满了公益诉讼的胜诉裁定书，阳光透过百叶窗在木地板上投下条纹状的光影，那些代表大企业的锦旗都被他收进了柜子最底层，取而代之的是农民工送来的手工剪纸和留守儿童画的蜡笔画。

“沈律，梁律找您”，实习生探头进来，“说华盛的案子......”

“转给陈律师。”沈星河头也不抬地整理文件，袖口的铂金袖扣在灯光下闪着冷光。

自从两年前放弃商业诉讼转向公益法律援助，他就成了律所的异类。合伙人会议上那些不解的目光，年终报表上骤降的创收数字，都像无形的枷锁，但每当看到当事人拿到赔偿款时颤抖的双手，这些又都变得不值一提。

窗外的雨越下越大。

沈星河望着玻璃上蜿蜒的水痕，无意识摩挲着胸前的玉貔貅吊坠。

一年前莫梁远带走了所有东西，只留下了这个，吊坠边缘已经被摸得光滑，在无数个加班的深夜，在那些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刻，这块温润的玉石成了他唯一的慰藉。

下午两点四十五分，莫梁远牵着星星来到刘家所在的巷子。

雨水在青石板上积成小水洼，倒映出灰蒙蒙的天空。他特意换了件相对干净的格子衬衫，领口已经有些发黄，但至少没有工地上的水泥渍。

后腰别着那台老旧的宾得相机，里面存着他赖以谋生的工具，也是那天偶然拍下的关键证据：安全绳在空中断裂的瞬间。

“莫师傅！”镇长在门口招手，蓑衣上的水珠随着动作簌簌落下，“律师马上到，您先进来坐。”

堂屋里弥漫着浓重的中药味，受伤的刘永福躺在床上，脊椎支架让他像具木偶般僵硬。

莫梁远把相机轻轻放在掉漆的八仙桌上，桌腿下垫着两本旧杂志保持平衡，刘妻递来的热茶冒着袅袅白气，在潮湿的空气里画出短暂的弧线。

“听说这律师挺厉害，”刘妻用围裙擦着手，“专门帮咱们穷人打官司。”

莫梁远含糊地应了一声。

雨声中传来汽车引擎声，然后是皮鞋踩在水洼里的声响。他正低头逗弄星星，听见镇长迎出去的声音：“沈律师，路上辛苦......”

陶瓷茶杯砸在地上，碎成三瓣，褐色的茶汤在地砖上蔓延，像一幅抽象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