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月是普罗旺斯薰衣草的季节,他们驱车前往戈尔德的村郊。
在清晨柔和的日光下,仰头可见湛蓝如油画的晴空,宁静古老的塞南克修道院坐落在广袤无垠的薰衣草田中央,两侧成排的紫色花朵映衬着修道院灰色的石头外墙,美丽荒凉。
他们牵着手,沿着通往修道院的小径漫步穿过一片花海。
微风吹过掀起她的裙摆,灌满他的衬衫,阿德里安替她压住快要被风吹跑的遮阳帽,在橄榄树碧绿的阴影下,低头吻她,唇齿间有薰衣草蜂蜜的香气。
没有比这更美好的夏日回忆了。
后来劳拉无数次回想,如果时间就此停在这一刻,无限循环,她愿意永远陷在这甜蜜的梦里,再也不醒来。
在法国的悠闲假日让他们几乎快要忘记了时间。
直到那天清晨,莱文动身离开巴黎,他要先行一步,为前往东线做准备。
劳拉在灰蒙蒙的晨雾中,看见他在楼下和莫嘉娜拥吻告别,他们低声说着些什么,劳拉并没有听清,不久后来接他的车辆停在了门口,催促着他尽快动身。
莱文郑重其事地分别和他们抱了抱,认真道:“如果可以的话,回去多陪陪父亲和母亲吧,尤其是母亲,我说真的。”
阿德里安点了点头道:“我会的。”
劳拉和阿德里安并肩而立,晨风微冷,他为她披上一件披肩,劳拉拢了拢衣襟,看向莱文:“你放心,就算你不说,我也会替你照顾好她的。”
莱文闻言沉默了一会儿,抬头望向二楼窗户,窗帘飘动,女人纤细的身形若隐若现。
“瑞士确实是个好地方,”他收回目光,转头对劳拉道,“谢谢你,劳拉。”
“不必谢我,女人之间的相互帮助罢了。”
她帮莫嘉娜,并不是因为莱文和阿德里安的缘故。
或许只是在这场跨越时空的旅途中,作为一个局外人与这个时代的悲剧可耻地共情了,同为女人的惺惺相惜罢了。
劳拉淡淡道:“我们和莫嘉娜已经说好了,等孩子出生,我就是它的教母。”
“我是它的教父。”阿德里安补充道。
莱文:“……”
送走莱文,阿德里安短暂的假期也快接近了尾声,最近他肉眼可见地忙碌了起来,不得不回了一趟柏林第3装甲师驻地。
劳拉还留在巴黎。
最近她正张罗着帮莫嘉娜搬家的事情,他们商量后决定听从劳拉的建议,让莫嘉娜短期内先搬到瑞士去,至少先在那儿平安地生下孩子。
既然德国没有办法名正言顺地承认这一个混血儿,继续在巴黎生活下去也不合适,流言蜚语每一日都随着莫嘉娜日渐隆起的肚子四起,那不如送这对可怜的母子去中立国瑞士。
两个女人安静地在屋子里收拾着东西,莫嘉娜站在客厅里,看着被防尘布罩住的沙发和家具,这一切无不昭示着这座房子的主人即将远行或者永别。
“你会再回来的,”劳拉看着她有些哀戚的神色道,“不管怎么说,这儿永远都是你的家,你总有一天会再回来的。”
“劳拉,你会不会觉得我是个懦弱自私的叛徒。”莫嘉娜眼中含着热泪道。
“错的是这个时代,不是我们。”
劳拉锁上门,对她道:“他们不值得你为之流泪,一直都是,生活从来没有仁慈地对待过你,你又何必要为他们陪葬。”
你痛苦的时候没人将你拯救,或者说,你走到现在不正是他们一步步造就的么?
“看着我,莫嘉娜,”劳拉捧住她的脸,伸手抹去她脸上的泪水,“或许我们立场对立,国籍对立,我们的父辈在战场上兵戎相见,战争持续了数百年,从未结束,但这是统治者的事情,不代表人民的意志。”
美丽的法国女人睁着眼,沉默着流泪。
“德国人的儿子,法国人的女儿,他们终有一天能够并肩坐在一个餐桌上,共同庆祝同一个圣诞夜。”劳拉抱住她轻声道。
莫嘉娜紧紧回抱住她,眼泪汹涌不止,她低声道:“我会努力活到那一天的……我承诺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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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在巴黎的最后一天。
劳拉独自一人站在街边,她和阿德里安约好了在咖啡馆对面见面,等他和军部的同僚谈完事情,他就和她一起回柏林。
周遭人来人往,很是热闹,不少德国军官和士兵在咖啡馆用餐。
这是1942年6月的最后一天,战争似乎从未停歇,但很快会恶化。
在劳拉的印象中,不知道是从哪一天开始,随着东线战事愈发焦灼,为了弥补德军物资短缺,柏林决定向法国维希政/府征收更多粮食产品,削减法国人均粮食配给量。
许多德国士兵在巴黎乡下休假时,甚至愿意支付高价向法国农民直接购买粮食,这一行为导致的直接后果是,巴黎乡下粮价飞涨到黑市的近两倍之高。
到那时,普通巴黎家庭根本负担不起这个粮食价格,更别说没有稳定收入的单身女子了。
劳拉越发觉得她建议把莫嘉娜送去瑞士的决定无比正确。
她正出神之际,耳边忽然响起一个惊讶的声音:“穆勒医生?!”
劳拉同样诧异地抬起头,看见一个有些陌生又熟悉的面孔。
“你还记得我吗?”女人微笑着问道,“你在这里等谁?”
一刹那间劳拉脑海中记忆翻涌,与眼前这张多年未见的面孔逐渐重叠,她几乎是地失礼了地高声脱口而出:“凯西娅!”
女人的面容似乎与1939年波兰沦陷后,劳拉第一次在华沙医院见到她时没有多大变化,只是神色更加内敛冷漠了。
劳拉说不清她和凯西娅之间的关系,是一个心生怜悯的军医和可怜的阶下囚,又或者,只是一个身不由己的德国女人,和一个同样身不由己的波兰女人。
是非对错,敌人还是朋友,没人能说得清。
“我在等我的丈夫,”劳拉笑道,“他还在咖啡馆里,他等会儿就出来了。”
“你结婚了?”凯西娅惊讶道,“他是……”
“他是位军官。”
凯西娅的笑容一顿。
意识到某些事情,劳拉收敛了笑容,发觉有些尴尬。
一个德国女人在法国街头,和一个波兰女人谈起自己的德国军官丈夫,实在是件十分诡异的事情,再多的解释也显得苍白又无力。
自1939年波兰沦陷后,凯西娅失去了亲人和未婚夫,遭受了百般虐待羞辱,但这个波兰女人没有死在集中营,仍旧坚强地活了下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