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认识的人多。以前在黑市混的时候，能搞来一车香料、也能找到印刷机、藏人、送信、散传单的人。”他站起身，神情比平日更沉稳了些，“我们已经有了夜校，有了工会，下一步，就是……换个名字。”

她看着他，眼里有什么东西微微晃了一下。

他顿了顿，轻声补了一句：“她走的时候，我什么都没能做。现在该有人做事了，我总该做点什么。”

说完这句话，他转过身，朝纱厂后门走去。

陈蔚青没有追上去，只是望着他背影一点点没入傍晚的光影里。

风吹过来，像是谁低声说了一句“记得我”。她下意识地攥紧了衣袖，低头，许久才叹了一句：“……他本来就该是这个样子的。

第三个做出决定的是梁悯初。

那天是一个阴天，南州街头的风有点怪，吹得树叶晃晃悠悠，像要落又不肯落。陈蔚青收到梁悯初的信，说请她赴一聚，落款没有署名，地址是一间旧书屋。

她过去时，门虚掩着，院中竹影斑驳，像是许久没人走动过的地方。她推门进去，他已经坐在一张长条桌旁，低头摊着一本书，像刚刚翻到某一页，也像在等她。

“来了。”他说，语气温温的，没有起身，像四年前教书时每一堂下课前的最后一句。

她点头，在他对面坐下。茶已经泡好，水面漂着几片干柠檬叶。

“最近……南州不太安稳。”他轻声道，“我过几日准备回香港。”

陈蔚青没有立刻答话，只把杯子转了一圈。茶还温着，她低头闻了闻，没喝。

“香港那边……”她说着，没说完，只转而问，“你自己去？”

“暂时是。”他顿了一下，“如果你愿意…跟我一起的话，那就是两个人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你愿意跟我一起走吗？”

她心头一颤，这句话居然矛盾的既沉重又轻盈。她意识到，如果在十八岁那年，老师问出这句话，自己一定会不假思索地点头答应，可现在，这个问题只像是远方飘来的一阵风。

“我想你也看得出来，最近不少人在动。”他停顿了下，“我会做一点……”

他把声音压得很低很低：“南州的消息，需要一个中转站，去到重庆、去到延安，香港是最好的选择。“

她没有说“我跟你一起”，只是看了他很久。窗外有人喊卖菜，声音细细远远地飘进来，她忽然有些恍惚。她发现老师还是那个人，那个温柔的、正义的、理智的人。

只是她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。

“我不能走。”她回答，然后轻轻一笑，“但是，老师，你不知道我曾经等这句话等了多久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他像是抢答一般回答了她，又顿了顿，忽然道，“我很高兴你没再等了。”

最后是蔚青自己。

军队入城那日，南州街口贴满了新政布告。字印得密密麻麻，口气却温和得近乎诚恳：恢复商业秩序、保障工厂运作、禁止暴力掠夺……像一封写给“未来和平”的请帖，只是那纸张太白，白得几乎晃眼。

陈家名下的几处产业——香料仓、木行、还有纺织厂，很快就接到了“合作”通牒。负责来谈的人西装革履，自称“两国贸易振兴联盟”的事务所代表，说话极有礼貌，甚至还带来一瓶酒，说是“敬陈家”。

她没有接那酒，只是静静地听完他们的话，一言未发。

她心里很清楚，这不是什么振兴，只是把南州最后的心跳掏出来，换上另一种节律。而她若答应，陈家会“安然过冬”，若不答应——她瞥了一眼廊下伫立的家仆、账房、还有那几个一直跟着她的老人、还有父亲——那就不止是她一个人的事了。

那一夜她没睡，在书房坐了一整晚。风翻着案上的旧账本，每一页纸上都写着数字、重量、香料名，一行行的墨迹像是母亲当年留给她的叮嘱。

她突然意识到，自己已经走到了母亲曾经走到的位置——甚至更远了一点。但她无法再做出那个决定了。

第二天清晨，她找来陈闻礼。

她并不是有多信任那人，但他是唯一合适的人选，他聪明肯干，虽说贪婪了些，但至少绝不会做出卖国求荣之事。她看着堂哥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从今天起，陈家归你管，要是他们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”

他先是一愣，旋即低声道：“你这是……？”

“你放心，”她声音平稳，“我只是换一个地方做我能做的事。”

她没再多解释，怕一解释就软下去了。

三日后，她从后门悄悄离开，走的是老商路——南州通桂林的小道。那年正值初冬，木棉叶落了一地，沿途的山村被晨雾吞没，脚下的泥湿得几乎粘鞋。她背着一只黑布包，里面是几本书，一套旧衣，还有一些零件。

没有旗帜，没有誓言，没有送别。

但她知道，她不是流亡，而是迁徙。

她要走的那条路，通往重庆，通往那些声音和手——那里的纸张还在印，那里的学校还在讲，那里的青年还在反抗，还在默默把手伸进火里。

她不知道自己最后会变成什么样，但她知道——自己已不再是十八岁那个会说“我想让世界听见我”的小女孩。

她不再等世界听见她了，她会主动走进去。

走进风暴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