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写：“这不是我找你。这是我回信。是回那个十四岁的我，也回你。”

信寄出之后，我没有期待立即的回应。因为如果她真是那个写下那些话的人，她大概经历过比等待更漫长的事，比如解释无效。

比如讲过的词句被当成病状分析。比如刚说完第一句，就被人抢着盖上“我们理解”的章。比如总是有人希望不要在讲这样的话题，有的人是真的不再希望这样的痛苦在让别人想到过去的事情，而有的人是害怕这样的故事被一次次的诉说。

所以我等着她的回复，与此同时，我开始整理一份新的创作计划草案，虽然还没有确定是长篇小说还是中短篇小说，我也不确定要写通俗文学，纯文学，严肃文学，还是类型文学，或者网络文学，但我从心里听到有个声音劝我赶紧打开电脑去打字，去进行叙述。

最开始，我把她们说过的话，原样印出来，放在一本文集里，我起名为：《她们说过》 ，整本书只有三部分：

第一部分是三十六句原文，每页只印一句话。第二部分是可写空间，留空行，让看见这些话的人，如果想写一句，就写一句。

第三部分是封底，写一句唯一的出版权说明： “这本文字不是‘作品’。这本书是她们讲完后的句子收据。她们说过。我们保留一份。真要问是什么，那只能是我新小说的基石。

我联系了一家在做独立出版的机构，告诉他们：我不需要设计，不需要营销，只需要纸张够厚，不透字。然后印完之后，我想把它保留下来，比起是为了唤醒。更像是为了她们已经讲完了，我们不要再删她们一次。

教授知道后问我，“你这样做是不是有点‘情绪浪漫主义’？” 我笑了，只是说，“我只是在保一份原话。”

我看我们这个世界对女生的情绪，从来都是两种处理方式，轻声说“理解你”，然后告诉她“可以讲一点点”；或者直接堵上嘴，说“不要搞特殊”。

而我做的，就是在她们说过之后，把那堵上来的手拿开，不给她们换词，不给她们翻译，不再加注脚。她们说什么，就是什么。

如果你觉得“不好听”——那是你问题。不是她们问题。

信寄出后的第十三天，我收到了陈瑶的回信。没有邮箱，没有语音，没有任何平台私信。是一封用信纸写的长信，装在一只灰白牛皮纸袋中，字体清秀，封面没有署名。拆开时，我的手在抖。

信开头这样写：“WU，你好，我不知道你是谁。我也不确定你是不是能完全明白我们当初写那些话时，是用怎样的状态。但我读完你的信之后，我决定——我可以回应一次。”

她没有感谢我，也没有寒暄客套。她写得很平静，像在讲述一次没有人要求她说的事：

“那三十六句话，很多不是我一个人写的。我们互相抄、互相接，有的在厕所、有的在语文书空白页，有的在日记里写了又划掉。你看到的是整理好的版本。你没看到的，是我们说出来前的那几十次沉默、犹豫、差点不说了。”

她说，她明白我想做什么，也不会反对，但她也告诉我：“我愿意跟你讲一次，原样的。但不是为了你理解我，是因为她们——曾经真的讲过，所以她们，值得被听一次，原样的。”

她在信末写下一行字，像是对自己，也像是对我：“你不是在收集真相。你只是在证明她们没有说谎。”

落款没有署名，只有一个代号： “C.Y.”

我把信重新折好，夹在《她们说过》的草稿最后一页。那一刻我忽然明白，我们谁都不是“主角”。我们只是她们说完之后，还愿意把那句话留下来的人。不是为了出版，不是为了研究，不是为了任何人点赞、传播、引用、表演、转译。

而是因为她们说过，这一事实，哪怕世界不听、不记、不回应，也不能被撤销。

信纸静静在我的书桌上躺着，她写完了，她们说过了，我也安静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