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是纪霖，来自未成年人检察专项负责小组，目前负责平安市未成年人情绪表达线索监听与干预备案。这听起来像一种警觉型行政岗位，其实大部分时间我是在读投诉信。

“这个女生最近发朋友圈太阴沉”

“我家孩子说她们班有人每天都写小作文”

“是不是该让家长出面谈谈情绪纪律”。

我看过太多孩子写的内容：看似文艺的伤感短句，伪装在作文里的自述片段，被老师当成叛逆风格的作文开头，或者是悄悄夹在练习册与试卷之间的、从来没人打算交出去的纸页。

但我遇见过她们说完了，也遇见过她们不再诉说。

我从警察局的同僚，李音同志那里收到陈瑶邮件给她那些 ……证据？想说的话？或者是心声，这些被内部数据库定性为群体性表达，最初进入备案系统时，我的眼睛停了下来。

我在屏幕前读第一遍时，没有动，读第二遍时，手心开始发热，读第三遍，我把手机静音，关掉了办公室灯。我坐在黑暗里，一句一句地念出来。

我听见了我十五岁那年，在厕所格子间写下的话：“如果我现在开口，你还听吗？”

当年我就没有听到答案，现在我想让事情拥有答案。

曾经我闭嘴了许久，我闭嘴了十年，但我觉得我不应该在让那些孩子闭嘴。

直到我遇到她，陈瑶。她进会议室时没有抬头，手里抱着一个黑皮本子，眼神不带敌意，也没有防备，只是像个已经不再期待谁会听进去的人，她不是来辩解的，她不是来哭诉的，她只是说：“我愿意讲一次，不为你理解我，是因为她们值得被听一次，原样的。”

那天她念了九句，没有背景，没有解释，没有配图，只是念着而已，每一个字都像钉子，把我之前作为观察员积攒下来的语言样本、表达强度、情绪变化都钉死在地上，我知道我应该记录、转述、入档，可我那天只是先听着，我坐在那里，像听一场晚到十年的回音：“我们不是没说，你们只是等我们安静了才开始听。”

陈瑶离开那天，我在会议室坐了很久，她没哭，也没激昂陈述，她只是把那九句话读出来，然后说：“我说完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