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点了点头，也说：“我听完了。”

本来，这场非正式会谈不需要留档，但我决定尝试把那九句写入系统草案，以非暴力表达形式提交，归类为心理建设期情绪认知待讨论内容，听起来很拗口，但这是我能为原样表达争取的一种可能的语言保护罩。

我把她说的九句话，原文放在段落前，加粗，可是很快，审阅组传回修改意见：“建议删除负面词汇，如疯、怕、没人听等用词。请将内容风格统一，以便后续心理素材引用。不建议保留未经修饰的叙述，以免引发他人情绪影响。”

我坐在屏幕前，手指悬停在接受修改按钮上，忽然觉得这样也没有错，宏观的视角和个体的视角，是拥抱还是遮盖，好像每个人总是有不同的看法，这种过于直接的表达，比如觉得疯这种词不安全，觉得没人听是虚构性诉苦，觉得我们说过这种句子，必须有主语、有背景、有控制边界，否则就会变成□□。

我不是愤怒，我本来就应该让自己变的跟法条一样冷静，但我也意识到，也许她们不是没人记录，是她们一直被我们翻译。我们以保护她们为由，用温和语态包裹她们的讲述，把我喊过改成我希望被听到，把我痛过翻译成我曾迷茫。然后我们说：“你看，她们表达过了。”

看起来并没有错，这是非常宏观的安排方式，本来就应该注重更为冷静的处理和叙述，但我也知道，那不是她们说的话，那是我们翻译过的她们，我开始回想陈瑶坐在桌前时的样子，她没有请求我们同意，她甚至只是来说一说而已，在一个屋子里，像朋友一样，充满信任的，怀抱希望的说一说，而不是交付，不是呈现。

我看着修改意见，沉默了三分钟，我其实也没有生气，我完全知道工作中要处理的事情，和经历过的各种当事人，被害人，加害人，我也理解那份审查模板背后的逻辑，它并不是恶意，而是出于防控、平稳、安全的制度考量。我不否认这些存在的必要。但同时也知道，在这样精密稳定的体系下，必须要有那么几行字不是为了传播， 只是为了存在。

所以我和姐妹单位一起计划着《未成年人表达行为及次生风险应对机制研究》 ，我很清楚，是时候该听孩子们的话了。虽然知道孩子们也会有些不着调的想法，但谁小时候没有一些不着调的想法呢，毕竟像是头伸进书桌里拿不出来这种事情也是经常出现了。

那天是周五，傍晚五点，城市刚刚褪去喧嚣，我下班时顺路绕去了市图书馆，我常去那个角落——角落那排旧书架里，有学生捐赠的旧教材、作文选、练习本，还有一些从未被正式借走过的冷门文集。漫无目的地走过，指尖从一排排泛黄的书脊上掠过。然后我在一本旧《高中作文范例精编》里，看见了那页夹纸。并不是藏得很深，就夹在叙述类作文那一章之后，像谁悄悄放进去，又不舍得真正藏起来。

纸张微皱，字迹清晰。我没动，只是侧身让出通道，一个穿校服的小女孩走了过来，可能是初中，背着书包，眼神像是在找什么。女孩随手抽出那本书，翻开到那一页，她看了一眼夹纸上的那句话，没说话，只是轻轻把它折回原位，然后她站了一会儿，又翻回前一页，再看了一遍。

最后，她没拿走那张纸，她只是关上书，小心地把它放回原位，像知道这是别人留的东西，不该被自己独占，她没有上前，只是站在远远的地方，看着那个孩子背着书包离开，走出图书馆的时候，我忽然觉得心很安静，不是因为她做成了什么事。而是因为一句没人讲完的话，有人在读，有人在等，有人在，留下它。

我知道那个女孩不认识我，也不知道是谁把那句话留在那里，但那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：她看见了，只是一个女孩，看见另一个女孩留下的一句话，而这件事，在她们的年纪，就是一种短暂的幸福。

我轻轻笑了一下，没有感慨。也没有想哭，转身走进傍晚的风里，像完成了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