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没有追问她更多,只是温和地搬来书桌旁边的椅子坐到她对面,一如既往地等她先开口。
她忽然觉得,自己确实不是为了信来的。
她把信展开,递过去。
“你看看。”她说。
他接过,低头看起来。室内安静下来,只余下信纸微微翻动的声音。字迹些歪歪扭扭,像是写信的人太急、太紧张,又不愿让任何一个字模糊。
他原本温和的神色忽然轻微一变,眉眼之间一闪即逝地紧了紧。他低声念了一句什么,像是自言自语——
“日升之屋……”
陈蔚青抬起头:“什么?”
他仿佛一时没有反应,指尖却微不可察地紧了一下那张纸边。片刻后才抬头,语气平缓地摇了摇头:“不,没什么。”
“可您刚刚……”她皱眉,“您脸色也不太好看。”
梁悯初顿了顿,似乎意识到自己露了神色,目光一转,轻声道:“我只是……突然想起一首民歌。”
“就是她信里这首歌,在英美那边流传的,叫The House of the Rising Sun。”他将信纸叠好,放在茶几上,语气轻描淡写,“歌词是有点荒唐的,不过曲子倒还好听。
说完,他便自然地转了话题:“你在担心她吗?”
“担心……也有点羡慕吧。”她轻声说。
“这很像你。”
“是啊。”她低声应着,“我羡慕她。她觉得一切都可以靠奔跑靠努力,觉得戏路总会打开,生活总会变得更大……可我这边,就像被罩在一个罩子里——”
她顿了顿,嗓音压得更低了,甚至有些颤抖,“最近家里生意根本走不动,日本的香料倾销,价格压得我们连运费都不够。股东开会,有人提议要不就跟‘东和’合作,把定价权交给他们,我们只负责分销。”
她喉咙发紧,“我真的……没想过要把母亲守了一辈子的东西,就这么低头送出去。”
“你父亲那边呢?”
“他说要听我的。”她声音低了些,“可我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。”
梁悯初安静地听完,沉吟了一会儿,缓缓开口:“我去年回香港的时候,看过一次港岛总督府。”他忽然扯出个看似无关的开头。
她一愣:“什么?”
“嗯。”他慢吞吞地说,“开得最好的是栽在英国警署围栏里的杜鹃,水光油亮地一整排。围栏外的那几株就要憔悴得多了。”
“你知道在那里,英国人和中国人共处一个岛,可学校是分开的,饭馆是分开的,花园、海滩、医院……什么都分开。”他慢慢地说,“他们说的‘一家亲’,你会永远觉得你是他们的‘客人’。”
“但最可笑的是,他们也不把自己当主人。”他嘴角挂上了一抹苦涩的笑,“他们觉得自己背井离乡,来这里挣钱、挣面子,这里和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,挣了钱,就走了。”
他目光从她眼中掠过,轻声道:“没人把那里当作家。”
“老师。”蔚青这样叫他,仿佛还是那个在书桌前听他讲课的学生,“你去过东北吗?听人说那里是满人居多的地方,汉人也有。”
“满人和汉人争了那么多年,又来了个日本人。”梁悯初望着她,补全了她想说的话。
她顿了顿,眼神微微晃动,“一个人,站在那样的地方,到底要站在哪里呢?到底能站在哪里呢?”
屋内灯光不甚明亮,却照出她眼中一种快要被现实困住的焦躁。
“你想站哪儿?”他忽然问。
她怔住,看着他。
梁悯初微微一笑,仍是温和的口吻,却带着某种穿透人心的柔软坚定:“你想站哪儿,就站哪儿。”
“不是陈家要你做什么,不是你母亲教你做什么,不是我、不是股东,是你自己——你站哪儿,陈家才往哪儿去。”
她望着他,有一瞬间像是说不出话来。
“你怎么可以……这么讲。”她低声。
“怎么讲?”
“你们以前…总是告诉我要做什么,我必须做什么,我总是不想听。我现在……我现在想听听你们说话,你们一个两个的,都不说了…”她声音里有些哽咽。
她看着他,眼里像是盛了一盏夜灯。然后忽然有点不好意思,拿袖口擦了一下眼角,站起身来。
“我该走了。”
“等等。”他忽然叫住她,从桌角抽出一封纸信,“这封信,是我的旧朋友从南京带来的一张资料单——关于东和商社的幕后持股方,或许你会想看一看。”
她接过那封信,沉默了几秒,忽然问:“你……早知道我会找你?”
他笑了笑,低声道:“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来,但我知道你总会来。”
她朝老师举了个躬,像是下课了一样,然后她转身离开,听见身后的人的声音:“蔚青,所以我说……你长大了……”
夜色已深。陈蔚青撑着伞,一路从梁悯初的宅邸走到锅炉房,脚下青砖泛着水光,踩上去微微打滑,她却走得极稳,仿佛心中早已无惧跌宕。
锅炉房的门吱呀一声开了,屋内一如既往地昏暗潮湿,角落里的机器静静地躺着,像一头沉睡的兽,只有红色灯芯在缓缓闪烁。
她走进去,拉亮了墙角的油灯,光亮晃动间,照出墙上的工具、纸带、笔记,还有那一排排打孔器的齿轮。
她把手中的信封放在桌上,坐下来,摊开纸带,准备打孔。手却在触碰打孔笔时微微一顿。
她又低头,展开那张资料单——那是梁悯初最后递给她的东西,关于“东和商社”的幕后持股结构,笔迹整齐,资料详实,一行一行写着日本实业联盟在东南沿海多地的倾销布局。
她盯着那张纸,原本是想将这串问题逐一打入纸带,求那台机器告诉她“是”或“否”。
但她盯着那张资料单盯得太久,灯光在纸面上跳动,像是要把那一串串字句烙进她的眼里、心里。
忽然,她的手松开了。
她没有去拿打孔机,也没有拿起纸带。
她只是靠在椅背上,静静地看着那台机器。
过了一会儿,她将纸带收起,将机器轻轻擦拭干净,一点灰尘不留,然后——关了灯,转身离开。
她快步走在回家的路上,忽然笑了一下。
“我知道了。”她轻声说。
不是机器告诉她的,不是规则推导出来的,也不是谁替她指的方向。
是她自己。
地面还有点湿,但她走得很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