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她最终把戒指塞进背包夹层时，金属与内衬摩擦发出轻微的叹息。

拖着行李箱走过宿舍长廊，消毒液的味道突然浓得呛人。

校门口的路灯下，她的影子被拉成细长的炭笔线条，末端指向火车站铁栅栏外那辆绿皮火车，它正喷吐着浑浊的白烟，像头垂暮的兽等待吞噬所有未完成的告别。

南城县的北风卷着碎雪粒子，抽打在火车站褪色的横幅上。胡谣的行李箱滚轮卡进月台缝隙时，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。杨珩的消息浮现在锁屏：“我也到家了，发烧38.7。”她盯着那个温度数字，恍惚看见自己呼出的白气在空中扭曲成同样的形状。

回家后体温计的水银柱像失控的电梯，一次次冲破39℃的红色警戒线。

被褥在身下拧成潮湿的漩涡，汗珠滚落时带着灼烧般的痛感。母亲端来的退烧药在床头柜上结出褐色药渍。

胡谣蜷缩着，听见窗外救护车鸣笛声由远及近又远去，那声音让她想起梦圆画室的下课铃，想起杨珩总爱用铅笔轻敲她画板的节奏。

梦境是碎玻璃拼成的万花筒。一会儿是画室暖气片上融化的雪水，一会儿是复式公寓落地窗上他们的倒影。最清晰的是杨珩俯身时垂落的睫毛，在夕阳里变成半透明的金棕色帘幕，这个画面反复出现，直到被剧烈的咳嗽撕碎。

胡谣在混沌中挣扎着摸手机，相册里去年冬天的合影已经蒙上指纹的雾霭。

高烧的第五天夜里，胡谣望着天花板上的水渍，突然发现杨珩笑时眼角的纹路在记忆里变得模糊。

她惊恐地抓过素描本，炭笔却只在纸上留下颤抖的划痕。

她迷迷糊糊地想，如果这场病再严重点，她会不会连他的脸都记不清了？

凌晨三点十七分，胡谣在高热中猛然惊醒。

手机屏幕亮起的刹那，一条新闻推送刺破黑暗：“疫情防控全面放开，健康码、行程码正式下线。”

蓝底白字的公告在锁屏上闪烁，像一纸迟到的判决书。

她怔怔地望着这行字，恍惚间听见远方传来隐约的鞭炮声，不知是谁在深夜提前庆祝这场漫长的围城结束。

三年了。

画室被封存的炭笔、隔着栅栏传递的外卖、永远在视频里出现的半张脸。

那些层层叠叠的核酸报告、行程码截图、健康打卡记录，突然都成了作废的票据。

而她甚至还没来得及，在解封后的阳光下，好好看一次杨珩完整的笑脸。

晨光微熹时，她发现自己的烧退了。

喉咙不再像吞了火炭，呼吸时肺叶也不再发出破风箱般的声响。仿佛这场病只是在等待某个仪式性的句点，等时代终于盖章认证“结束”二字，那些疼痛便识趣地退场。

她拉开抽屉，蒂芙尼的蓝绿色小盒子静静躺在杂物堆里。手指抚过盒面细腻的纹理，丝绒质地摩挲着尚未痊愈的指尖，像在确认某种真实。

窗外，第一批早班车开始在马路上奔驰。胡谣突然攥紧了戒指盒，金属包边硌得掌心生疼。

得去见他。

这个念头像破晓时分的第一缕光，骤然劈开浑噩的迷雾。她翻身下床时碰倒了床头的水杯，玻璃碎裂的声音清脆凛冽，宛如某种封印被打破的回响。